深圳国际公益学院

近期，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23〕18号），各地纷纷展开行动。参与部门多、涉及范围广。但由于文保经费及专职文保工作者欠缺，仅我国山西省，就有近3万座古建筑每一天都面临着火灾、破坏、偷盗或自然破坏的隐患。

6月14日，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第23期益论沙龙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中国早期文化产业的研究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刘玉珠发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路径》主旨演讲，并与沙龙嘉宾聚焦“守护历史印记，寻找文物保护新力量”的议题展开探讨，在共同分析文保挑战中，探究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向。

以下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主旨演讲摘编。

感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邀请来参加益论沙龙，与大家共同探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话题。

文物保护在公益慈善领域是很小众的，占据分量也不大，但不可或缺。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文物的作用和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为近些年公益领域的重要亮点。文物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中国的文物资源非常丰富，拥有57项世界遗产、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6833家……他们是“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数量巨大意味着保护难度大、有效利用挑战大、资金缺口大，在保护修缮、展示陈列、活化利用、数字采集、交流互鉴、促进回流、拓展公众服务渠道等方面，亟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01长城保护掀起第一波高潮

今年是“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40周年。1984年7月5日和6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分别在1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为了保护历史文物，加速修复长城重点地段，举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开启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重点文物的先例，邓小平、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活动题词，在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中掀起了保护长城、修复长城的热潮。

倡议发出，社会参与踊跃，工人、学生、个体户等各界人士纷纷捐款，各企事业单位也积极行动。到1994年，活动已开展10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成效最好的社会募资活动。共收到海内外修复长城赞助款6000余万元，文物部门用捐款修复了八达岭长城4000多米、慕田峪长城1800多米、司马台长城840米，总长超过6000米、城台20多座。长城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多年努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长城保护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2024年6月6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怀柔雁栖镇箭扣长城脚下正式启动了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这是继箭扣二期工程后，第二次由社会力量参与箭扣长城本体保护修缮项目，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基金会捐资支持。

自2016年起，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我们与腾讯基金会合作设立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发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项目。近年来，以专项基金为平台，我们调动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募集资金，在长城本体保护修缮、长城周边人的关怀、公众传播与倡导等方面发起多个项目，让公众关注长城、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继社会力量对长城保护的探索后，社会对其他类型文物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政策导向是推进文化遗产公益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国家文物局相继印发《关于促进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尤其是2022年7月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意见》，是近年来首次专门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领域内的政策性文件。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将在合理利用、扩大文物事业参与方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前提保障。

政策给予支持后，各地也就更有动力，进行积极探索。如为支持博物馆，多地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设立和发展可享受税收、财政资金、专业指导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针对低级别文物建筑保护利用，山西、福建、安徽等地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建筑认领认养。为解决古建筑保护难题，苏州市又先后出台了《苏州市古建筑保护条例》《苏州市古建筑抢修保护实施细则》，实行产权多元化、抢修保护社会化、运作市场化等等。

在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下，随着经济发展，公众对文物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文博热度持续高涨。文物保护志愿者、志愿组织快速发展；文物主题游火热出圈；与文物相关的自媒体传播，视频创作，文艺创作等等层出不穷。整体来看，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已经初步形成社会共识。

社会力量的参与，重点还是通过文物公益项目来实现。在文物公益项目中，公益组织链接了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专业人士、公众、媒体等等。同时，公益为公众的参与提供了路径，并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推动了公众参与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发展。公众经历了从被教育、被宣传到实际参与保护的过程，在公益项目中更有积极性和创新表达，极大地提高了公众热情和文化素养。文物公益也推动了对文物的创新及传播利用，成为驱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新时代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路径

文物公益事业，参与面更广，参与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随着制度越来越健全，从之前简单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变得更加系统化，也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参与各方凝聚共识，达成一致，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对各利益相关方都有新的挑战。

因此，在法律法规制度保障下，各方要细化举措、大胆实践，让利好政策落地落细。比如文博机构和社会力量各自角度不一样，在知识产权等某些方面可能达不到一致，这需要彼此理解和积极协商。政府要做好及时引导，文博机构要开放心态，社会组织要搭建交流平台，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媒体要加大传播力度，志愿者要热心参与活动……各界明确自身权利义务，履职尽责，通力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形成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公益事业的格局。

近年来，数字技术不断变革发展，数字技术与文物具有天然的融合优势，为文物保护利用和展示传播开辟了新路径，具有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数字技术让文物以数字形式得以永久保存，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记忆；通过交互体验让文物在展示的同时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传播；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在虚拟空间看到文物细节；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小游戏等方式提升了文物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如字节跳动推出的古籍数字化阅读平台“识典古籍”，借助现代技术对典籍进行数字化呈现，将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复活”，成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工具与资料库。再如我们基金会重点推出的“云游长城”小程序，首次通过云游戏技术，实现最大规模文化遗产毫米级高精度、沉浸交互式的数字还原，是前沿科技和数字技术在文保领域实现创新应用的标志性范例。

社会组织很多时候承担着项目发起者、资金管理者、项目管理者等多重职能角色任务，特别是基金会，还是重要的资金募集方和捐赠方。为文物工作带来了更为多元化的合作、更灵活的机制和创新的理念。通过资源整合，与企业、政府合作，推动公众参与，实现文物保护的规模化与高效化，从而能够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和专业力量加入文物保护的行列。为文物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更加积极、活力十足的元素，促进文物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为更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1990年，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正式设立。30余年来，我们自觉承担文物领域拾遗补缺的角色。特别是我们成为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桥梁，从今年开始，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基金会获得财政部1.06亿彩票公益金的专项支持，开展“国家古迹文物保护项目”，采用部分资助模式，助力低级别文物保护。通过基金会的运作，发挥中央财政引导带动作用，吸引社会资金，促进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广泛参与。

除了长城项目外，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字节跳动联合设立“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首批资金1000万元定向用于三方合作开展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古籍活化与数字化等公益项目。一期项目已经圆满完成，马上启动二期。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珍贵古籍得到保护和修复。今年6月8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古籍保护与活化利用”项目也获评入围案例，入选类型为“共享发展类”。

在现代公益慈善领域，文物公益事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独特力量。我们将继续以专业文保公益项目为示范引领，以多元参与来合作共享，以规范运营为制度保障，助力文物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希望更多的公众关注文保，更多的社会力量亲身参与，更多的企业践行责任，助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助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