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6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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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年被家暴16次案”引爆网络。为什么两次告诫书，没能阻止施暴者的恶行？告诫书在阻止施暴者暴行中发挥什么作用？遭遇家暴到底该怎么办？
EMP十三期校友、湖北监利市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发起人、万家无暴项目负责人万飞就家暴案件提出自己的独立看法。
与一般的治安伤害案件不同，家暴警情多发生在私密空间，“往往是一对一的，一方指控，另一方否认，这就涉及证据是否充分的问题。”万飞解释说，“受害者被施暴前，往往不会有太多准备，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提前布置好录音录像。”
2024年12月10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一举措对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有着重大意义。
据媒体报道，《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从告诫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到具体实施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四梁八柱”。《意见》不仅规定了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还列举了包括电话录音、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等在内的8种辅证类型。
“这8种辅证仅适用于告诫的证据认定，若想将对方治安拘留或与对方离婚，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因此，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保存证据。”万飞表示。
“实践中，有的‘老油条’经常家暴，他还不承认，民警问，他妻子头上的包怎么来的，他就谎称是撞墙上撞的。过去民警需要花很大力气去取证，现在按照《意见》规定，只要受害人指控，再把伤情固定下来，到医院做个检查，出个病历证明，就可以对施暴者进行告诫。”万飞分析说。不过，他同时表示：“我理解《意见》还是仅限于在告诫实施过程中遵循的证据规则，《意见》也提到，在离婚等诉讼中，对是否有家暴，人民法院要根据其他的情况来综合认定。”
万飞建议，遇到家暴时一定要报警，“如果当场没有报警的话，后续在申请人身保护令或提出离婚诉讼中，往往遇到证据问题，只是提供受伤照片、就医记录，很难证明受害者被谁殴打，很多受害者首次被家暴两三年后又被打了，想去提离婚诉讼了，结果之前的那些证据没了。”
“我原来做回访时，很多受害人跟我讲，报警后警察没处理。”万飞举例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民警做了大量工作劝说、调解，有的进行了口头批评教育，有的让施暴者写了保证书，但民警离开后，受害人手上没有拿到白纸黑字的东西，就会认为没有处理。”
此外，针对多次施暴或是受害者受伤比较严重的家暴，民警若只是口头处置，一旦家暴案件发生“民转刑”，引发恶性案件，相关部门就会倒查当初的处置是否规范，当事民警的职业生涯有可能面临风险。“从这种意义来说，对家暴告诫制度的完善也能降低民警的职业风险。”万飞说。
《意见》出台让民警第一时间管住家暴
2020年退休之前，万飞从警30余年，曾任监利市公安局法制大队队长。2014年，他发起成立了“蓝天下”协会，次年3月，“蓝天下”协会和监利市妇联共同发起“万家无暴”项目，正是深感作为一名警察第一时间管住家暴的重要性。
“在《意见》出台以前，公安机关在处置家暴时基本上是以口头处置为主，书面处置为辅，而有了这个规定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反过来。并且出具告诫书的程序也做了简化，以前有的地方要回派出所开具，还要所长审批，现在可以当场出具告诫书，这无疑会使效率得到提高。”万飞表示，《意见》还规定了 “一般应当” 告诫的内容，遇到这些情形，就应开具告诫书。
“万家无暴”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推动监利市、荆州市公安机关全面实施对家暴警情进行书面化处置，家暴告诫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法律文书。万飞举例说，接到涉嫌发生家暴行为的报警后，民警出警时带上空白家暴告诫书，如确认有家暴行为，即可当场填写出具，耗时不超过15分钟。
以往公安机关对施暴人多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只有少量的告诫，极少会进行行政处罚。现在《意见》中有规定，存在几种情形不得以告诫来代替行政处罚，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对于比较严重的家暴，比如殴打多次、伤得比较重等情况，公安机关就必须进行行政处罚，不能使用告诫，从处置力度来讲，行政处罚比告诫和批评教育要大很多，在拘留所关几天给施暴者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万飞看来，《意见》提出了五种“一般应当”出具告诫的情形和五种不能用告诫替代其他措施的情形，将推动公安机关对家暴处置方式的变革，未来，对家暴警情的书面化处置将成为主流。
此外，《意见》的出台前家暴告诫书没有全国统一的格式。据媒体报道，不仅样式名称不一，有的被告诫人一栏错填成了受害人姓名。在“2年被打16次”的案件中，当地警方2022年出具的家暴告诫书对施暴者违法行为的描述是“在家中发生家庭纠纷动手”。“谁对谁动手、怎么动的？这些都是法律文书应该写清楚的违法事实。”万飞表示，《意见》的出台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它对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样式、内容作了规范，并将有关法律条款摘录附注。
多部门联动构成反家暴社会支持系统
多年的从警和反家暴社会工作经历让万飞更了解家暴发生原因的复杂性和一线民警处理家暴警情的难处。“接警后，民警的职责包括出警、制止家暴、调查取证、处置等，有的发生在私密空间很难取证，有的要面临受害人态度反复。”万飞解释道，“我们万家无暴项目建立了多部门联动机制，首先实现的是家暴信息共享。反家庭暴力法2016年3月实施，我们4月就将家暴的警情信息向妇联共享，同时社会组织也参与进来，比如对受害人进行情绪疏导，收集家暴证据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这套“妇联+公安+社会组织+X”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有效撬动了更多社会资源，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了综合服务：妇联出资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与政府机关沟通协调；公安局及时分享警情、出警并依法处置，与民政、司法部门共同依法干预；社会组织及时回访，了解受害人情况，评估受害需求，为其提供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X可以是法院、民政等部门，比如民政局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庇护等。在这种联动机制里，家暴受害人只需向一家求助，即可获得综合服务，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效的反家暴社会支持系统。
在综合干预下，施暴者得到惩戒教育，受害人获得及时疏导，还能学习到非暴力沟通、情绪管理技巧，这种手段有效降低了家暴复发率。
经过多年的联合干预，监利市的反家暴成果逐步显现。从2021年起，家暴警情持续下降，之前频发的家暴“民转刑”命案没有再发生，2023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组织联合调研组专程来到监利市调研反家庭暴力工作，对监利市公安局书面处置家暴警情的效果给予高度肯定，这一有效行动，也为全国处理家暴案件提供范例。
